随着广东被彻底收复，福建海澄之战结束，明清双方一时半会都没有能力发起新的战役，混战了七八年的西南大地，东南沿海，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。

　　不过，永历-大西复合政权内部,平静和睦的背后，一场新的风暴正随着李定国和张名振北上长沙，湖南-广西“夏粮”征收工作的展开而默默发酵，孙可望已经开始着手“严打腐败”的计划了。

　　所谓“严打腐败”，在这个特殊时候自然是有其政治考量的——加强集权，铲除异己！

　　孙可望很清楚,在没有权力制衡和有效监督的官僚政治体制下,几乎无官不贪,所以以“贪污”之名铲除异己，是最有效的办法，也最得基层士兵和百姓支持，最快提升声望的方法。

　　当然了，不改变体制便期望抑制人性的缺陷，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，监督体系，在独裁专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，寄希望于既当裁判又是运动员的官员们，亦或者是寄希望于所谓的青天大老爷，明君，海清河晏便是痴心妄想！孙可望还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。

　　几千年来，人性从未改变,变的是制度，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看似老生常谈，可却难以做到。

　　不过，他也不否认若是有所谓的明君,有一百个青天大老爷，以官僚政治唯上高效的残暴秉性,确实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，严打腐败。

　　而孙可望，便是要利用这一点，一面清除官僚中当初不得不任用，可仍旧不识时务，尊奉永历皇帝的异见分子，一面拍拍苍蝇，保持住基层的高效，顺便安抚一下民愤。

　　基层的高效动员能力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，是孙可望以西南一隅之地打赢这场国战的根本，他必须借机整治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都只是目的之一罢了，孙可望的真正目的是李定国和张名振，他要借着“打击腐败，严格预防”的由头，将“督察司”和“军法队”这两个监督和控制民政与军队，只听命于自己的集权机构,安插进广东。

　　毕竟，湖南和广西的贪腐问题都那么严重了,难道中央不得提前做好准备，以防广东重蹈覆辙，弄得民怨沸腾？

　　换言之，孙可望选择这个时间挑起“严打”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，还是为了他的集权事业。其次，才是要保证政权的高效和执行力。

　　当然，就如同“科学院”和“科举改革”，就如同《君主论》和《论李维罗马史》，孙可望希望能够借此留下一些火种，改良一些制度，为日后政治转型做准备。

　　“国主，这是督察司，大理寺和刑部整理出来的名单，共计一百一十二人，皆是忠良公正之辈。督察院派出三十五人，大理寺派出二十一人，刑部派出六十人，专门负责领导此次反腐行动的侦查，缉拿逮捕和审讯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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